鉴于处理武汉的问题已安排就绪，周恩来决定当夜返回北京。

在送周恩来、郑维山登机起飞后，回到宾馆已近午夜了。

我又找到陈再道、钟汉华和李静，商谈如何具体落实毛泽东指示的事。

当时感到胜利在望，心情都很愉快，一直谈到凌晨2时才休息。

7月19日，我找驻武汉的海、空军负责人开会，传达18日晚上的会议精神，以便顺利解决武汉问题。

按照18日会议的决定，谢富治、王力于次日下午出席武汉军区召开的师以上干部会议，做干部的工作。

当晚10时30分，谢、王来到了我的住处，尽管谈到次日凌晨1时30分才离去，但他们并没有告诉我王力在武汉某学院造反总部讲话的事。

原来谢、王送走周恩来后，便由机场直接去了某学院等三个造反总部，发表讲话。

王力说什么武汉问题一定解决得最好、最快，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。

毛主席、林副主席、党中央、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，你们受压迫、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。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，叫它一去不复返……。

造反派如获至宝，立即把王力的讲话用高音喇叭到处播放，并且明确地说王力有所谓四点指示：即武汉军区'支左'大方向错了，要为某组织平反，造反派是革命派，某组织是保守组织等等。

在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上的发言中，王力又指责军区干部'对'文化大革命'一点也不理解',需要他们'像小学生一样，从一年级的第一课学起，……'

还批评武汉军区'看不到当前斗争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，因此发表了《三一八声明》、《三二一通告》，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，犯了方向路线错误'。

王力的讲话不仅没有达到给军队做工作的目的，反而激怒了到会的干部，造成了更大的对立情绪。

王力的讲话，既没有请示周恩来，也没有向毛泽东报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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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组“四秀才”，左起：戚本禹、王力、关鋒、穆欣

就在毛泽东认为武汉问题解决在即的时候，由于王力在几个地方发表违背'七一八'会议精神的讲话，顿时加剧了武汉形势的混乱，挑起了两派之间更大的斗争，导致了'七二 O '事件的爆发。

7月20日晨6时许，工作人员将我叫起，报告说：某群众组织要抓王力，围攻谢富治，部队也参加了，街上很乱，形势很紧张。

原来，事情经过是这样的：

被大大激怒的某群众组织广大群众声讨王力的大字报、大标语贴满了武汉街头，要求把王力揪出来的声浪愈益高涨。

晚饭后，湖北省省直机关的干部，武汉军区和某独立师、第29师的部分战士到军区大门口，要求谢富治、王力接见。

接着，某群众组织和独立师、第29师的部分战士，乘着上百辆大卡车和几十辆响着警笛的消防车一起涌进军区大院，质问王力在某学院讲的'四点指示'到底是什么意思，继续要求谢富治、王力接见。

虽然，军区负责人做了大量说服工作，但是，由于王力拒不接见群众，致使某群众组织的队伍也开到了谢富治、王力居住的东湖宾馆丙所。

为了商量对策，陈再道去找谢富治，但刚进谢富治的房间，群众就冲进来了，他们要找王力。

王力却躲在隔壁房间不敢出来。

陈再道劝大家到外面去谈话，结果谈得十分融洽，谢富治还答应下午接见他们。

王力一看这种气氛，也走出来和陈再道、谢富治坐在一起。

恰在此时，以独立师和第29师战士为主的群众数百人冲了进来，叫喊着要抓王力。

王力趁乱跑回屋里，群众追进去要他到军区大院回答问题。

王力坚持不走，北航某群众组织的几个人仗着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，辱骂群众，激起了在场群众的更大义愤。

在一片哄叫声中，王力被抓了出来，塞进汽车，拉到了军区大院。

这时，已是上午9时多了。

在抓王力的时候，谢富治怕被群众抓走，却趁机跑到我的住处。

我问他：'你们出去讲的什么话？事前请示过周总理没有？'

'没有。'谢富治说。

'报告毛主席没有？'我又问。

'没有。'谢有气无力地回答。

'你们捅了大乱子了！主席每天都在关心着武汉的大联合，为了大联合，总理连续开了三四天的会，你们几句话就把大联合破坏了。我看你们如何向主席、总理交待！'我随即对谢说。

此时，要找陈再道、钟汉华出来做工作，也不那么容易了，群众的情绪难以平息下来。

武汉军民一齐涌上街头，数千辆卡车载着工人、农民和驻武汉部队指战员，排成四路纵队，举行示威游行，'打倒王力'的口号响彻武汉三镇上空，并一直持续到23日。

这就是震动全国的武汉'七二 O '事件发生的过程。

当时，群众既不知道毛泽东在武汉，也根本没有危及他安全的任何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行动，更谈不上是什么'陈再道搞兵变'。

但是，林彪、江青一伙出于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，却有意要把'七二 O '事件说成是一个'兵变事件'，是'陈再道搞兵变'。

他们的定性，不仅伤害了陈再道等领导同志，而且也伤害了武汉上百万群众和广大指战员，使武汉的形势变得更加混乱。

面对这样混乱的局面，我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问题，立即布置了保护措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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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畅游长江

随后，电话报告了在北京的周恩来。

周恩来听后指示说：'根据情况可以将毛主席随时转移到安全地点。'

打完电话，我又到外面看了看，尽管发生了围攻、抓人的事情，但群众没有一人前来我们住的百花一号，更没有人去梅岭一号，因而毛泽东的安全没有受到危及，只有我们的心情是十分紧张的。

当晚，周恩来又飞抵武汉，由刘丰到汪家墩将他接到东湖百花一号。

在我们与周恩来紧张地部署毛泽东的安全措施的同时，在北京的林彪、江青一伙也正在紧张地活动着。

就在周恩来到达武汉的当天，林彪亲自给毛泽东写信，并要戚本禹修改。

戚本禹认为此事至关重要，找到陈伯达、关锋一起修改，最后又签上了江青的名字。

林彪、江青同时署名的信由邱会作带着飞抵武汉。

当时我正在机场安排毛泽东的飞机，邱会作就把信交给我，信封上写着'亲启'两个显赫的字，我便马上呈送毛泽东。

毛泽东拆阅后，把我找去说：'准备马上离开武汉，去上海。'

因为这封信危言耸听地说，武汉形势不好，毛泽东的安全受到威胁，要及早转移……。

妄图嫁祸于陈再道。

'准备专列还是准备空军的飞机？'我问。

'同时准备。'毛泽东果断地回答。

我们登上汽车后，毛泽东先说去火车站。

当汽车行驶到车站，把毛泽东安排在专列上休息后，毛泽东又说要乘空军的飞机走。

于是，我又乘车去附近的空军机场。

后来，有人问我，当时，毛泽东是'声东击西'呢，还是犹豫不决的变动？

应该说，毛泽东让林彪、江青的信搞得比较紧张，为防止发生意外，所以使用了'声东击西'的战术。

其实，我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。

怎样才能保证这次在特殊情况下的转移万无一失呢？

突然，我想起'狡兔三窟'的成语，所以在东湖宾馆与空军联系时，我命令他们同时为毛泽东、周恩来、谢富治三架专机做起飞准备。

车队飞速地行驶着，进入武空机场后，我看到三架专机都在进行起飞准备，每架飞机前都有十多个干部战士站在飞机旁，便直接向谢富治的专机驶去，我走到专机旁，命令他们马上把舷梯推过来。

一个干部态度坚决地说：'没有武空司令员、政委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登机！'

'给你司令、政委的命令，是我下达的！'我强硬地说。

'这是谢副总理的专机，任何人不得动用这架飞机。'那个干部说话的态度仍然很坚决。

'我是代总长杨成武，我有紧急任务，就要使用这架飞机！'我的口气更加强硬。

毛泽东向来是不等待的。

在交涉中，我突然看到毛泽东的汽车已经驶进机场，他很快下了汽车，向这架飞机走来。

无奈我只好用手一指，说：'你们看，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要乘这架飞机！'

大家转脸一看，果然是毛泽东正向飞机走来，那个干部立刻改变了态度，和蔼地说：

'报告杨代总长，这是副总理专机。那架是主席的专机。'

还用手指了指停在远处的另一架飞机。

'主席就要坐这架飞机！'我再次明确地说。

'明白了！'那个干部完全服从了，并立即指挥其他人员推来舷梯，然后列队两侧，迎候毛泽东的到来。

毛泽东登上飞机后，机长问我飞向哪里，我用征询的眼光看了一下毛泽东，他说：

'先拉起来再说。'

专机腾空而起，当上升到一定高度，飞得平稳后，毛泽东问我：

'我们现在朝哪个方向飞？'

我问过机长后，告诉毛泽东：

'飞机正在武汉上空进行盘旋飞行。'

'告诉他们，向东，去上海！'

飞机爬上高空，平稳之后，毛泽东问我：

'这架飞机是哪国制造的？'

我说：'这是苏联制造的伊尔—18型飞机。'

毛泽东又问：'我们能不能制造？'

我说：'我们想仿制，但困难不少。'

21日上午11时，毛泽东到达上海，住进虹桥宾馆。

22日上午8时20分，我接到周恩来由武汉打来的电话，告诉我他正在和林彪商量部署，商定好后请示毛泽东。

并说，武汉发生的事对外报道，要含蓄点，不点名。

周恩来还向毛泽东建议，他回北京时将陈再道等四个保护起来，以免受到伤害。

随后，我即去毛泽东那里报告了周恩来电话讲的内容。

当时，毛泽东对如何处理武汉问题，考虑很多，提了几个方案。

他说：是宜快，还是宜慢？各有利弊。快的好处是趁热打铁，都说陈再道不好，错了。快，总要准备一下，要进行动员，计划一个礼拜时间。慢一点，就是暂时先不动。

毛泽东想了想，说：这类事情已搞了几个军区——青海、内蒙、四川。同时还有许多军区处于湖北的状态——江西、湖南、河南。

毛泽东设想：如果能在武汉内部解决，是最好的了。

如果先把湖南、河南、江西的问题解决好一点，再来解决湖北的问题，军队要来一个分化，群众组织也要来一个分化，不然他们就会调动农民，占领学校。

毛泽东感到，武汉的事牵扯的问题相当大，会影响到南京军区、福州军区。

毛泽东严肃地说：派兵的问题要慎重。

毛泽东思考后，问我：

有什么方法做群众组织的工作？北京有2万多武汉的群众，做好工作派回去。

它是个群众组织，数量很大，又同军区拉在一起，有没有办法搞个武汉的方针，陈、钟认错就算了。

毛泽东感到：'打政治仗、思想仗，不好办'。

'武汉的问题，'毛泽东讲：'我看当作错误处理，如果他有什么决心，我们也出不来，总理他们也进不去，他并没有下命令，无论谁也不准进出。可见陈再道并没有下个死命令。'

毛泽东同意将陈再道等四人保护起来。

12时30分，毛泽东又找我和张春桥、余立金、汪东兴谈武汉和北京的情况。

毛泽东说，因周恩来、谢富治、王力等人在武汉没有什么谈头了，要谈去北京谈。

毛泽东的看法是：

三方面在一起谈，谈不成可能被包围，这是一。

其次，现在看来陈再道和群众组织的头头，还未最后下决心。

因此毛泽东主张周恩来等人'还是早点离开好'。

并且指示走时把孔庆德、叶明带去北京，因为他们回去会受迫害。

毛泽东想了好久，又说：

三方面在一起谈，很可能谈不成。

如何谈法？谈不拢，会提什么条件？强迫签字，承认他是革命组织。

'不去北京，是否可以转移，到军舰上。'

毛泽东考虑再三，最后说：

'不必了，还是早点离开好。这件事，现在不仅是武汉的问题，而是全国的问题。'

毛泽东要周恩来根据具体情况办理。

从毛泽东那里回来，我立即给在武汉的周恩来处打电话，将毛泽东上午两次对武汉问题处理的指示，逐字逐句向总理秘书作了传达。

他一面听，一面记，总理秘书接完电话也说：我看也是早点离开好。谈不出什么名堂，无非是被围攻，强迫签字那一套。

22日下午5时，我和汪东兴、余立金、李静等研究安排了在上海的有关工作。

晚上9时我又去毛泽东那里请示有关问题。

回到驻地按周恩来的指示，给北京挂了电话，告诉他我夜航返京。

12时20分，我乘一架专机于23日凌晨2时30分到达北京西郊机场，吴法宪在那里等我。

3时，我即去钓鱼台16楼（中央文革办公地）参加周恩来主持的会议，并详细向到会人员汇报了毛泽东对武汉问题处理的指示。

7月24日下午3时，我再次由西郊机场起飞去上海。

在京一天多的时间中，除了参加中央文革的会议，在25日0时50分，我还找住在京西宾馆的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、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，通了通情况。

到上海后，当即去见了毛泽东，汇报了北京的情况。

晚饭以后，毛泽东又通知我去一趟。

向我交待了第二次返京的任务，然后问我：

'你过去认识不认识陈再道？这个人怎样？'

'以前不认识，解放后才认识的。这个人不错，我们关系也很好。'我回答说。

'你对武汉的事情有什么看法？他会反对我吗？'

'主席，谁也不会反对你，老红军、老干部、老党员、老百姓，都把你当成大救星，军队里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。'

'是啊！我也是这样想啊！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，如果陈、钟要整我，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啊！'

毛泽东经过两天冷静的思考，对武汉军区领导的看法，比较实事求是了。

'他们不会反对您。'我又补充了一句。

'对！对！对！'

毛泽东高兴地连说了三个'对'字。

然后又问：'陈再道在哪里，还有钟汉华、牛师长、蔡政委都在什么地方？'

'不清楚。'我答。

'你去告诉周总理，把陈再道、钟汉华、牛师长、蔡政委都接到京西宾馆去。你转告陈再道三句话：一是有错误就检查，二是注意学习，三是注意安全。'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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